映象新闻

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就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从调整期具体情况看，出口增速在2010-2016年大幅下降，同时进口增速降幅更大。观察历史时期十几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整理数据显示其中对期末人口规模低估样本占八成多，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可见大城市人口规划持续较大幅度低估人口集聚规律作用。

贸易大尺度顺差失衡在2008-2011年间得到急剧调整，2011年顺差占比为2.4%，2015年上升到3.2%，近三年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为0.8%。卢锋教授最后指出，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在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过渡并成功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如何应对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现实困难。宏调政策需相机抉择，实际上很难做到完全精准。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然而随着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逐步持续回落，消费增长也难以独善其身。

我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经历了三起四落，目前应处在第四次、也是最长下行调整阶段。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与外部环境变化，外需不利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在1990年代末开始了医疗的产业化。

股市反映人们对经济的预期。政策研究者当然决定不了决策者会接受哪一个方案，因为接受哪一个方案又是另外一个政治过程。西方民主从早期的少数人民主转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对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法治进步不大，而意识形态则处于回归状态。

暴富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领域。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房地产开始全面产业化，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抵御金融危机。

而股市上不去，表明人们对实体经济预期不好。这在这个领域造成了短缺经济现象，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没有经济动机投资这个领域，投资只是根据政治的需要。为何入房市而避股市 入房市而避股市，说穿了就是钱的流向问题，即钱流向了房市，而没有去实体经济。在法治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必然影响财富拥有者的信心。

在这个领域，一旦有新领导人到位，就必然会在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这些方面下功夫，以求股市的复苏和正常运作。正因为如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如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预期同时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目标，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已经制定了《物权法》，现在人们期待民法典的出台。

因此，既需要大力控制房市，避免房市泡沫的破灭，更需要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大力开拓股市。直到今天，人们连这两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甚了解。

即使具有经济性，也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经济领域。二是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一些领域是效率低下，更多的领域就是毫无作为，白白占据空间，浪费了空间。

但为什么投资空间不足？一是企业家精神不足，创新能力低下。并且，一旦产业化，马上就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暴富现象。不过，也有一些强势政治人物可能会接受比较极端的方案，一意孤行，但这种决策行为往往会导致精英层的分裂，反而使得政策的通过或者执行受到巨大的阻力。（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股市 房市 中国经济 。到今天，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波主要的社会领域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房市好（价格高），资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

具体就住房来说，改革开放之前在城市是计划经济，城市住房实行单位（国家）分配制度。基金等机制的不发达自然影响股市。

也就是说，股市不好表明社会对经济前景预判不好。回到两市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它们之间已经进入了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些社会领域里实现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线城市的刚性需求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

各界不知动用了多少人财物力来应付这两市，但大多都是事倍功半，两市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给人越来越糟糕的感觉。早期股市是内部操作和腐败的象征。多年来，房地产是最赚钱、最容易赚钱、赚快钱的领域，甚至出现实体经济领域辛辛苦苦数十载，还不如倒卖一两套房子的情况。第二、城市化大潮下的刚性需求。

在理论上，人们明白了国有企业会占据自然垄断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而需要把竞争性领域开放给民营经济。在西方之后，东亚经济体（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在这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教训，政府主动在这些方面做社会建设，避免了欧洲式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对未来的投资，上述两个因素也促成人们把对未来的预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整治房地产毫无效果 再说房市。

在胡温时期甚至提出了，即使是被视为是敏感的军工部门也可以开放给民营企业。即使那些曾经沦落为西方殖民地，到今天为止经济发展仍然落后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也不敢过于市场化。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市场潜能也大。同时也容易理解，随暴富而来的则是社会的抱怨。第二、财富增长机制不足。无论是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以钱为本，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进入房市原因很多，但如下三个极其重要，影响人们的决策。企业一旦出现事情，政治和行政解决仍然占据着主体，而非法治，企业家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当时国家意在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四万亿，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产。社会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要通过再投资而保值和升值。

这么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些领域越赚钱，社会的抱怨就越大，因为这些领域越赚钱，表明这些领域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很显然，当决策者也是政策研究者的时候，研究者肯定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决策，而这个论证过程往往选择对决策有利的证据，而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对决策不利的证据。